太湖治污難邁的坎
農村農業的污染“貢獻”最大
治理的關鍵在于農業現代化
江蘇省副省長徐鳴：太湖水按期達標難實現
自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爆發以來，6年過去，太湖污染仍未“脫困”。
2007年，太湖流域長期的污染累積最終爆發，造成城市停水，多地飲用水源地水質惡化。江蘇省政府自2008年以來，每年省級財政撥付20億專項資金進行太湖治污，并要求地方政府按照當年財政新增收入的10%~20%進行配套。此后，江蘇在太湖治理中先是重點處理了工業污染，生活污水處理也顯成效，但唯獨在農業面源污染方面似乎進展不大，有機農業發展也遇到困境。
11月初，記者在江蘇宜興看到，市內的烏溪港河和陳東港河河水渾濁，河面上漂浮著藍藻，河邊圍養著家禽，其糞便直接入河。而這些被污染的河水都往東流進了離城區不遠的太湖。
宜興境內共有9條河流過境進入太湖，過境水量占總入湖水量的62%左右。按江蘇省政府規定，入湖水質須達到三類，但上述河流均未達到。
太湖上游河流上大多數村莊都是依河而建，由于污染，如今江南村落已難尋碧水蕩漾。
根據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提供的報告，太湖流域由于種植、養殖和農村生活污水造成的面源污染是當前太湖污染治理的難點。由于養殖戶小而散，農村生活污水無法納入管道收集進行處理，農田使用的化肥經過雨水沖刷后進入了太湖。
農村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每年為3億~4億元。但實際上，由于面源污染體大面廣，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很難落實，財政撥付的資金也就成了杯水車薪，太湖的污染依然令人揪心。
農村農業的污染“貢獻”最大
太湖位于長江三角洲區域，橫跨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和浙江的湖州，該區域經濟發達，人口密集，河網縱橫，各類規模較小的農田魚塘星羅棋布。
然而，正是這些小而散的養殖戶、農戶，成了目前太湖治污的“心病”。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指出，太湖的污染源主要來自六個方面，即工業污染、村落生活污水、村落生活垃圾、農田面源污染、水產養殖污染、旅游污染。其中，村落生活污水、村落生活垃圾、農田面源、水產養殖等面源污染是造成當前太湖污染的重要因素。
面源污染也稱非點源污染，在太湖流域，農村農業的生產生活產生的氮素和磷素等營養物、農藥以及其他有機或無機污染物，通過農田地表徑流和農田滲漏引起太湖的有機污染、水體富營養化和有毒有害等其他形式的污染。
按規定，太湖水質要達到地表水三類，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每月組織相關省市對太湖流域水質進行監測，從今年1—8月太湖湖體水質監測結果來看，東太湖水質達到三類水1次、四類水5次、五類水1次、劣五類水1次；湖心區五類水3次、劣五類水5次；太湖西部沿岸區劣五類水8次。從監測來看，只有東太湖一次達標，其余都未達標，污染較重。超標項目為總氮、總磷、COD(化學需氧量)、BOD(生化需氧量)、酸堿度等。從太湖流域整體監測來看，達標也很少，大都是五類、劣五類及四類水。污染依然十分嚴重。
在各類污染源中，農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產生的污染物量最大，這“兩污”合計的COD、總氮、總磷的貢獻率分別占到總量的43%、62%、57%；其次是水產養殖產生的污染，COD、總氮、總磷分別占到總量的26%、22%、38%。上述三者成為太湖2公里緩沖帶內的主要污染源，綜合貢獻率均超過60%，尤其是總磷，達到95%。由于水產養殖餌料等的投放，塘內污染物含量較高，在換水時會通過太湖周邊錯綜復雜的水網直接進入太湖，造成污染。
對此，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專家指出，太湖沿岸2公里緩沖帶內，農田、養殖塘和村鎮的占地面積之和占總面積的84.09%，人為干擾強度較大，從而造成應有的植被面積比重過小，生態系統受到破壞。另外，由于管網和垃圾清運系統不完善，緩沖帶內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理率較低，再加上多數村落臨湖而建，造成污染物入湖率較高，對太湖的水質影響較大。
據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專家指出，太湖沿岸幾個區段中，蘇州吳中區段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COD、總氮、總磷的排放量明顯高于其他區段，分別占總排放量的29%、31%和36%，這與該區環湖緩沖帶長度和面積較大以及人口最多有直接關系。而長度、面積和人口最少的常州武進段，其各污染物排放量則最小，COD、總氮、總磷的排放量所占比重均在2%左右。此外，緩沖帶范圍較大和人口較多的蘇州吳江區段和無錫宜興市段的污染物排放量也較大。
小散養殖戶成監控盲點
自2008年以來，江蘇省各級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治理太湖流域的農村面源污染，但為什么至今沒能解決難題？問題首先出在監控范圍上。
在即將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之前，各省份執行的是原國家環保總局于2001年頒布的《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該辦法第十九條規定：“本辦法中的畜禽養殖場，是指常年存欄量為500頭以上的豬、3萬羽以上的雞和100頭以上的牛的畜禽養殖場，以及達到規定規模標準的其他類型的畜禽養殖場。其他類型的畜禽養殖場的規模標準，由省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本地區實際，參照上述標準作出規定。”
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地方實際監控工作中，低于上述規定規模的畜禽養殖戶，便不在環保部門的監控范圍之內。因此，那些小而散的養殖戶便成為污染防治的盲點。
彭國興是宜興市周鐵鎮分水村農民，他在村上農田邊蓋了一排豬舍，每年養150頭豬。據他介紹，豬的糞便一部分排到了農田邊的池塘里，一部分賣給了當地農民。但養了10多年，環保部門從未檢查過。
宜興市動物衛生監督所所長湯建衛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宜興市共有畜禽養殖場229家，其中500頭以上規模的養殖場有100多家；禽類養殖場有75家，其中500只以上、1萬只以下蛋雞養殖戶有15家。
湯建衛介紹，如果在宜興建一個500頭以上規模的養豬場和3萬只以上規模的禽類養殖場，須到宜興市動物衛生監督所做前置審批后，才能到工商部門辦理登記注冊。倘若養殖規模達不到上述數量，也就不用做前置審批，也無需注冊，自己找地養殖即可。未達數量規模的，環保部門也不會強制監管，只是由動物衛生監督所進行防疫管理。
不能強制環保監管，小規模的散養戶要做到糞便收集處理就很難。湯建衛認為，其難點是小規模養殖戶本身資金有限，沒有能力建處理設施，而政府的財力也無力解決。按照規劃，到2020年要解決宜興市所有畜禽養殖戶的糞污處理，資金缺口為2.8億元。
除了畜禽養殖污染外，小而散的水產養殖污染也非常嚴重。“尤其是圍網養殖，他們只追求產量，如投餌、投藥，會沉積到底泥里造成污染，死掉的水產品也會造成污染。這樣，生態養殖措施就很難落實到位。”蘇州市水利局副局長夏堅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此外，農村生活污水的收集處理難，也是農村面源污染治理難的重要原因。
宜興市公用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王兆春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截至2012年底，宜興市農村生活污水治理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一是接入城鎮污水管網集中處理；二是有動力的膜生物反應器或生物膜治理設施；三是微動力及無動力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采用這三種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共計投入資金約2億元，覆蓋農民12.13萬人。但根據宜興市公用事業管理局提供的數據，宜興農村人口總計42萬人。生活污水處理設施覆蓋面還不到1/3。
對于分散的農村生活污水收集處理，其實宜興市的規劃已經走在了江蘇省的前列，但讓王兆春感到棘手的是：一是資金缺口大，還需要十幾個億的投入，才能將全部農民的生活污水納管收集進行處理；二是即使工程建好，未必能收集到全部污水，這是由農民生活方式決定的，比如農民生活中淘米洗菜用的是井水，不用自來水，洗完就會潑掉。還有的農民沒有潔具，洗澡水、洗衣水就自然流走了。
治污工程一直很缺錢
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爆發后，江蘇省級財政每年拿出20億元進行太湖污染防治。其中，從2008年開始至今，省級資金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上共投入17.4億元，治理工程主要包括畜禽污染治理、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建設農村分散生活污水處理設施、面源氮磷攔截工程建設等。此外，中央財政“三湖三河”治理資金每年在畜禽養殖污染治理上也有部分資金投入，2008年至今約為1.7億元。
雖然投入不小，但建設整體所需更大，資金配套存在困難。
據江蘇省農業環境監測與保護站透露，對于太湖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項目的建設，省級資金的補助標準僅為總投資的30%，其余則需要地方配套或企業自籌，且根據審計部門的要求，所有投入都需要提供正規的票據。但現實情況是，地方政府的資金配套很難做到70%的高比例，這就需要政府農業部門和農業企業進行資金配套。而在實際運行中，很多用工及購置無法提供正規發票，從而導致審計過不了。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省財政部門建議省級財政資金直接下撥給地方進行實施。
資金下撥給地方進行實施，真的能讓地方政府將配套資金落實到位嗎？
一位不愿具名的負責組織實施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項目的江蘇省農環站人士表示：“首先，相應的管理辦法和考核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條件不具備就把錢放下去，肯定不妥；其次，誰能保證這些錢下去之后就能發揮很好作用，地方政府更希望做的是地方主導的那些工程，說白了就是對當地縣鎮有發展的項目。”
上述人士認為，由于農村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缺乏配套資金是長期性難題，農業部門和農業企業相對弱勢無力投入，地方財政投入又有限，因此，亟須國家層面統籌開展頂層設計，盡快建立中央財政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專項資金，大幅提高補助標準，實實在在地減輕地方財政配套壓力和企業自籌困難。
而工程建成后，治污工程的維護和管理還面臨新的難題。目前面源污染治理工程長效管護機制還未形成，重建設輕管理，部分已建成設施由于無專業人員管護，導致了運行不正常。
截至目前，除了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江蘇省頒布了《太湖流域農村生活污水處理管理辦法》，其他工程項目還沒有出臺具體的管理辦法。地方政府在工程項目建成后，要求建設單位代管3年再進行驗收交接。江蘇省農環站有關人士表示，3年的運行，許多設備已經需要維護，但是地方政府卻因為沒有維護資金而很難做到。
據記者了解，中央和江蘇省每年撥付的財政資金全部是工程建設款，沒有后期的維護資金。工程建成后，地方政府在運行管理中也沒有撥付維護資金，這樣在實際運行中無錢進行維護，從而導致許多設備不能正常運行。
有機農業遇阻
業界普遍認為，只有推行現代農業，才能根本解決農業種植帶來的面源污染。現代農業是規模化經營，對化肥和農藥的使用可以有效控制，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種植面源污染。不過，由于政策的缺失和社會上對有機農產品認知度不高，此舉始終進展緩慢。
根據農業部要求，江蘇省在化肥的使用上早就開始了“測土配方”，即對土壤進行檢測，檢測后土壤里缺多少肥，就施多少肥。這樣做，就沒有多余的肥料流出，也就不會對河湖造成污染。
但由于“測土配方”不是強制執行，小散農戶就很難做到。沿太湖的蘇南地區人多地少，大多是小散農戶，執行效果很不理想。
“測土配方”執行難，有機肥與緩釋性化肥的推廣也遇阻。緩釋性化肥是一種對植物緩慢釋放養分的混合肥料，污染小。江蘇常州等地有些工廠生產，但由于它的成本高于一般性肥料15%，目前國家對其沒有補貼政策。
南京寧糧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南京地區最大的有機肥生產企業，每年生產有機肥3萬噸。但該公司當前面臨的困難，是運營成本比化肥企業高，例如生產用電、鐵路運費等還不能享受化肥生產企業的優惠政策。讓公司負責人梁曉輝更頭疼的是擴大生產規模遇到了難題。#p#副標題#e#
梁曉輝介紹，現在在南京范圍內新建有機肥料加工廠難度很大，很多地方租地不能蓋生產廠房，蓋廠房需要到開發區去買地，而開發區的土地很貴，投資強度要求又高，還要求每畝完成較高的稅收指標，對于他們這樣的微利企業，擴大生產就變成了一道難題。他們公司是免稅企業，找到合適的地點就更困難。
此外，綠色環保的有機農產品價格貴，社會的認知度也不高。江蘇省副省長徐鳴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如果蘇南憑著長三角這樣的高消費群體都不能把有機農業做起來，國內其他地方要想做成就更難。
專訪江蘇省副省長徐鳴：
太湖治理就像是沒有盡頭的長跑
●按照農業部門的統計，太湖周邊每年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在下降，但相關供銷部門化肥農藥的銷售量卻是每年在增長。
●想通過濕地來解決生態問題，實際效果是杯水車薪。
●搞有機農業必須有扶持政策。
“太湖可能提前衰老。”
11月8日，江蘇省副省長徐鳴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回憶起16年前他作為江蘇省政府副秘書長陪同聯合國環境專家考察太湖時的一番對話。專家對他說，湖泊也和人一樣有生命，會衰老死亡，藍藻就是湖泊臉上的皺紋，是湖泊衰老的標志。
“湖泊死亡會變成什么樣子？”徐鳴追問。
“就成了一片沼澤。”專家說。
這次交流令徐鳴印象深刻。作為吃太湖水長大的無錫人，徐鳴對太湖充滿了感情。他說：“古老的太湖孕育了燦若星辰的蘇南水鄉文明，如果太湖變成沼澤，后果不可想象！”
2007年藍藻事件爆發后，太湖進入了一級治理階段。國務院提出兩個目標，一是不發生大面積湖泛，二是確保飲用水安全。江蘇省希望在投入了巨額資金之后，能夠實現水質逆轉，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三類水占比要達到60%。但現實是，做到這一切很難。
徐鳴表示，目前太湖治理已經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正處于“平穩可控”階段，但還沒有達到水質逆轉的拐點。他對解決太湖面源污染的現代農業推行難、濕地園林化二次污染、資金短缺等問題深感憂慮。
治理關鍵在于農業現代化
記者：藍藻事件爆發后，江蘇在太湖治理中先是重點處理了工業污染，之后生活污水處理也顯成效，唯獨在農業面源污染方面似乎進展不大，有機農業發展也遇到困境，原因何在？
徐鳴：實事求是地講，農業面源治理難度比較大，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效果并不明顯。我們曾經規劃太湖一、二級保護區建立有機農業產業帶以控制太湖面源污染，但實際推行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困境來自于社會對有機農業的認知不高。
有機農業對農戶的要求很高，必須有相應的技術和資金作保證，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有嚴格的社會監督機制。這么多年來農業部門進行綠色食品、無公害食品及有機食品的認證，一個農產品基地要花30多萬元，但認證以后缺乏正常的監控，難免流于形式。
由于社會上對有機農產品還有很多疑慮，因而好產品不一定就能夠賣好價錢。北京有一家公司在蘇州做有機農業，他們告訴我，最難的就是社會認可度。相反，在歐洲、日本等地區，由于得到社會認可，有機農產品就賣得很好，農場主并不需要靠政府補貼養活。
在環太湖周邊搞有機農業，既起到攔截污染的作用，也可以發展現代農業，之所以沒有實現，客觀原因之一是蘇南地區的土壤、水質等符合有機種植條件的很少，所以即便市場能夠接受有機農產品的高價格，有機農業也不可能成為蘇南農業的主流。但這個事情我們還想繼續做。
要在千家萬戶都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環境下實現農業面源的污染治理，幾乎是不可能的。我曾經做過調查，按照農業部門的統計，太湖周邊每年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在下降，但是我了解到，相關供銷部門化肥農藥的銷售量卻是每年在增長。這些數據的不同步就很能說明問題。
從根本上說，不管是有機農業還是緩釋性化肥的推廣，整個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有賴于農業現代化，通過規模經營來實現對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而我們現在農業的基礎還是非常傳統的。真正做到農業現代化了，現在遇到的許多難題就會迎刃而解。
記者：要從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現代化規模化經營，實際上也涉及到體制上的改變。江蘇作為中國經濟的排頭兵，蘇南地區在江蘇又排在首位，那么會不會去探索一些改革新路徑？
徐鳴：江蘇省領導多次講，江蘇經濟社會發展走在全國前列，遇到的問題也比其他地方來得早，應該更早地進行探索。太湖治理也是如此，我們遇到的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在全國來說實際上也是非常普遍的狀況。
我們可以在土地流轉的前提下實現適度規模經營。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但對其面積并沒有明確規定。從江蘇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家庭規模應該在120~160畝之間，太小了沒有效益，太大了容易形成農村的兩極分化。
濕地園林化已帶來二次污染
記者：如今太湖周邊規劃了很多濕地，非常漂亮，這是否起到了改善太湖生態的作用？
徐鳴：蘇州的“四個百萬畝”，過去可能是出于建設現代農業發展體系的考慮，但現在更多地著眼于生態。百萬畝優質水稻田對蘇州來說就相當于濕地。對蘇南來說，農業就是一個生態系統，如果連這個都沒有，生態就非常脆弱了。
我們也做了一些人工濕地。在我看來，包括太湖周邊在內的濕地，都顯得過度園林化，它們不是做給大自然的，而是做給市民和游客看的，那里的樹木花草長得鮮艷青翠，也修剪得很好看，都是有園林公司在打理，使用了化肥農藥除草劑滅蟲劑等化學物，會造成二次污染。其中污染最嚴重的當數高爾夫球場，一個高爾夫球場的污染比一座普通工廠的污染還要嚴重。
我們看倫敦、華盛頓等國外城市的城中公園，里面鋪的都是沙石路，非常原生態。人家追求的是生態，我們追求的卻是園林化。
蘇南地區如果想通過濕地來解決生態問題，實際效果還是杯水車薪的，濕地搞得再好，跟大量的污染源相比，最多只能是局部改善而非根本性的改善。
60%的三類水指標考核難實現
記者：今年1—8月，根據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公告，太湖水質依然多是五類和劣五類水，治理了這么長時間，為什么還是這樣？
徐鳴：我分管環保時，曾經請江蘇省環科院做過改革開放30年江蘇水環境變遷的評估。
改革開放伊始的1978年，江蘇所有的地表水中，三類水占比64%。之后就每況愈下，大概每10年下降一個等級。最糟糕的時候是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三類水占比僅為14%，而且全部在江蘇境內的長江以及沙河水庫、橫山水庫等高山水庫，其他的水都是四類、五類、劣五類水質。之后，江蘇開始大規模建設污水處理廠，截至2012年底，江蘇三類水的面積已經達到33.4%。
我們計劃用10年時間，投入5000億~6000億元，將水質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三類水占比要達到60%。
但如果你現在去蘇南問那些市縣的領導，蘇南現代化指標體系中最難實現的指標是什么？他一定會告訴你就是“三類水占比要達到60%”，這是最難實現的指標。
蘇南是河網縱橫的江南水鄉，如果整個水鄉的水質狀況沒有根本好轉，那么指望太湖水質好轉也不太現實。所以我們已經實施太湖治理“應急度夏”方案，通過控源截污、引江濟太、撈藻清淤、面源治理，確保太湖“兩個確保”目標的實現。
地方資金配套十分困難
記者：在太湖治理過程中，你們當前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徐鳴：主要有這么幾點：第一，對有機農業沒有扶持政策。2002年我在江蘇省農墾集團時種過有機水稻，知道它的產量通常只有普通水稻的一半，其他有機農產品也大抵如此，所以它的價格應該比較高，但是卻沒有相關的鼓勵政策。第二，種有機農產品時土地有兩三年的轉換期，轉換期間農民有經濟上的損失，政府本來應該有扶持資金，而農業部的同志曾經對我說，你們可以搞有機農業，但是扶持資金沒有。第三，緩釋性化肥的成本比一般肥料貴15%，但目前國家并沒有肥料方面的補貼政策。這個錢誰來掏？
就治理投入而言，從2008年起，江蘇省財政每年撥款20億元，太湖流域各市縣每年投入新增財力的10%~20%用于太湖治理。到現在為止，蘇州、無錫等地方政府在太湖治理上投入巨大，僅無錫就已經投入了300億元。我在分管這20億元財政資金時，發現分不下去了，因為這項資金是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投資的，現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管控較嚴，資金配套十分困難。
實話說，讓地方政府將大把的錢投在一個不知道哪年可以根本見效的項目上，誰來做都非常難。藍藻治理就像是一個沒有盡頭的長跑。像日本的琵琶湖，治理了30多年還有藍藻。
目前，中央層面的扶持，只有水利部及環保部有少量的補貼，主要還是靠我們自己。治理太湖污染的資金投入需要有政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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