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兩次改建仍未徹底改變三門峽庫區淤積情況，這成為陜西的一塊心病。
順著黃河從三門峽市往東北走約15公里就是三門峽水利樞紐，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在被風雨侵蝕了半個世紀的大壩上，發電孔上方刷著的“黃河安瀾”字跡已經難以辨認，隱約可見泄洪孔上方的四個大字——“國泰民安”。
上世紀五十年代，人們對1938年黃河花園口決堤后的慘狀記憶猶新。1952年，毛澤東第一次出京視察就是從徐州沿黃河而上，經開封、鄭州、新鄉等地，沿途考察黃河。離開開封時，毛澤東留下一句話——“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這成為后來治理黃河的號召，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就在這個背景下被提上議事日程。
然而，當1955年中央通過黃河規劃和修建三門峽水利樞紐的決定之后，圍繞三門峽水利樞紐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息過。
當時的爭論主要是在相關專家之間，他們的分歧集中在攔沙還是排沙的問題上，這也是水利思想之爭。后人回憶這段歷史時，都把目光放在專家之爭上，而忽略了當時的地方利益之爭。由于修建三門峽水庫要淹沒陜西省大片良田和土地，移民任務最為繁重，陜西省方面從一開始就反對，但是在“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引導下，最終不得不“舍小家顧大家”。
三門峽水庫從1960年開始攔沙蓄水不到2年時間，庫區泥沙淤積就已經相當嚴重，而且渭河的淤積也開始迅速向上游發展，直接威脅到西安的安全。由此，三門峽水利樞紐經過兩次改建，多次調整運用方式，從攔沙蓄水改為蓄清排渾，水庫水位也不斷降低。但是，2003年渭南一場大洪災又點燃了這個爭議話題，三門峽水利樞紐的運用方式乃至去留問題被重新擺上桌面。
這一次爭議的主角除了被認為受害最大的陜西省和受益較大的河南省之外，還涉及到山西省、山東省和黃河水利委員會，而一個被認為因大壩而興的城市——三門峽，從它產生的那一刻起，與大壩一起，就再也沒有能夠擺脫被追問的命運。這些主角也成為了當下黃河治理困局中博弈各方的典型代表。
今天，2003年的這場爭議已從公開的輿論中消失，而考慮到各方的利益之爭并未解決，圍繞這個大型水利工程的爭論只是暫時被擱置，但從來沒消失。隨著陜西“渭河圖治”的規劃啟動，包括黃河水權分配在內的黃河治理中的敏感問題，已是一觸即發。
1. 黃河變清成泡影
1960年三門峽水利樞紐開始蓄水，攔沙蓄水不到2年時間，庫區就快淤滿了。從三門峽大壩一直到潼關渭河河口的河床被抬高了，潼關高程上升6米，這對渭河以及關中地區帶來致命的影響。
三門峽大壩爭議再起：一個城市與黃河流域治理的困局
渭河是一條多泥沙河流，每年輸送到黃河的泥沙量占到黃河含沙量的近1/3。渭河的最大支流涇河含沙量是世界之冠，陜西省水利廳東莊水庫辦公室主任、陜西省水利建設管理局局長雷春榮告訴記者，涇河“平均每方水含沙量146公斤”。
渭河泥沙不能及時排到黃河中，就在河床上不斷淤積，從渭南一直淤到西安、咸陽。而1958年在三門峽工程施工現場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明確表示，三門峽工程應該以“確保西安，確保下游”為原則。
對于三門峽水庫蓄水可能導致渭河淤積的狀況，修建時并非沒有考慮過。1958年6月水利電力部黨組在關于黃河規劃和三門峽工程問題的報告中曾提到人們的疑問，“三門峽水庫是否會很快淤死？……三門峽的淤積是否會引起渭河的嚴重淤積？渭河的淤積是否會造成嚴重的回水影響？”但是，當時對這些問題的考慮過于樂觀，尤其是對水土保持考慮的過于樂觀。
中國工程院院士、長安大學教授李佩成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之后，全國上下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人們在對待水利工程時也懷著這種情緒。而1957年的大躍進更讓這種情緒空前高漲，在上述水利部的報告中提到，“去冬以來的大躍進形勢，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提出……解決了水土保持的速度問題。”
1957年6月水利部組織的70名專家討論會上，就在“攔沙”與“排沙”之間出現分歧，但最終，主張“攔沙”的聲音壓倒了少數主張“排沙”的聲音。
但短時間內出現的嚴重淤積情況，使得打算通過攔沙蓄水使黃河變清的希望變成泡影。潼關高程抬高，在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使得渭河淤積迅速向上游延伸，直接威脅到西安、咸陽工業基地。1962年3月，國務院決定將三門峽水庫的運用方式由“蓄水攔沙”改為低水位“滯洪排沙”，水位由一度最高的332米降到防凌蓄水最高水位不超過326米。
由于淤積導致的庫容損失，原設計的防洪效益和興利效益都受到影響。庫區的淤積導致主槽行洪能力削弱，灘地淤高，洪水位也抬高了。而由于不能蓄水發電，原計劃的三門峽水電站設置被撤銷，計劃灌溉面積6500畝和維持下游航運水深不小于1米等效益也無法全部實現。
然而，由于原設計的12個深孔泄流能力不足，三門峽水庫運用方式的調整并未有效遏制淤積加劇的勢頭，工程改建被提上議事日程。
2. 陜西的心病
就在國務院作出調整三門峽水庫運用方式決定之后的一個月，一直對三門峽水庫有意見的陜西省，在當年全國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提交一份提案，要求三門峽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設施，減輕庫區淤積。
到了1964年，渭河淤積情況更加嚴重，渭河淤積影響已經到了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鎮附近。陜西省的意見很大，反映到毛澤東那里之后，毛澤東表示，不行就炸掉大壩。
12 月份，國務院在北京召開治黃會議，討論三門峽工程改建問題。這次會議氣氛很活躍，各種治黃思想大交流、大論爭，希望保持現狀不同意改建的“不動派”，主張炸壩的“炸壩派”，主張以攔為主輔之以排的“攔泥派”，以及主張干支流引洪放淤，以積極態度吃掉黃河水和泥沙的“放淤派”，四派爭論激烈，而爭論主要在 “攔泥派”和“放淤派”之間。
在聽取各方意見，尤其是“攔泥派”和“放淤派”的意見之后，周恩來認為，泥沙淤積“是燃眉之急，不能等”。他提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應立即改建，“要下決心，要開始動工，不然泥沙問題更不好解決。”
最終確定了“兩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在左岸山西一側增建兩條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壩身四條發電引水鋼管為泄流排沙鋼管。1965年1月，國家計委、水利電力部批準這一方案，并責成施工單位立即施工，直到1968年8月改建工程才全部完工。
這次改建使得三門峽大壩的泄洪能力增大了一倍，壩前水位315米時，下泄流量由原來的3080m3/s提高到6102m3/s。水庫排沙比由原來的55%增加到80.5%。這雖然對減輕庫區淤積起到一定效果，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潼關淤積仍在增加，一旦發生特大洪水，將造成渭河較嚴重的淤積，從而影響西安。
改建完成之后的第二年，河南、陜西、山西、山東在三門峽召開四省治黃會議討論第二次改建問題和黃河近期治理問題。決定在“確保下游，確保西安”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并進行低水頭徑流發電。此后耗時四年，第二次改建打開8個原來被堵死的導流底孔，將5個發電進水口降低了13米。這次改建將315米水位的泄流能力由6102m3/s提高到9311m3/s，潼關高程下降了1.8米左右，庫區淤積得到控制。
第二次改建之后，三門峽庫區的嚴重淤積大大緩和，水庫的運用方式也由“滯洪排沙”改為“蓄清排渾”。三門峽水利樞紐終于可以在繼續承擔防洪、防凌功能之外，進行低水頭徑流發電，并進行少量蓄水春灌。
1984 年三門峽水利樞紐泄流工程二期改建會議召開，1990年打開9、10號導流底孔，1999年、2000年分別打開11、12號底孔，至此12個導流底孔全部打開。直至2006年，三門峽大壩蓄水運用46年后，二期改建工程才完成，斷斷續續進行了41年的改建工作總算畫下句號。
經過改建和改變運用方式之后，三門峽水利樞紐發揮的作用，已經和當初設計的相去甚遠，被稱為“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就這樣繼續存活下來。兩次改建仍未徹底改變三門峽庫區淤積情況，尤其是潼關高程居高不下，導致渭河下游小水大災不斷，這成為陜西的一塊心病。
3. 因壩而興的城市？
2003年渭河下游的渭南地區發生大洪災，陜西省提出要求三門峽水利樞紐實現全年空庫敞泄運行。這得到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光斗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的支持，他們呼吁三門峽水庫放棄發電、停止蓄水。
然而，這種呼聲最后還是沉寂下去，三門峽水庫依然波瀾不驚。
記者接觸的多位陜西省官員和專家都認為，由于三門峽水庫關系到三門峽市的命運，其中又牽涉到很多歷史問題，要徹底改變三門峽水庫的現狀都是不可能的。
三門峽市這座被稱為“黃河上漂來的城市”，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命運就與這座大壩緊緊相連。1957年3月26日，三門峽大壩開工之前的18天，國務院批準設立地級的三門峽市。本著“服務水利樞紐工程建設”的方針，三門峽市開始發展地方工農業，開展市政建設。
三門峽建市時，張建民還只是個不到十歲的孩子，他只記得市區所在地當時大部分是農田、荒地。這個退休的鐵路職工對如今三門峽市的繁華景象頗為感慨，雖然和西安、鄭州等大城市不能比，但是在小城市中發展的很好，尤其是有三門峽水庫周邊的美麗風景和良好的微氣候，這個城市特別適合居住。
不過，在一些三門峽市民眼里，說這座城市是因三門峽水庫而興并不準確，因為這座城市是在陜縣老縣城的一半骨架上生長起來的，至今它的擴張仍然主要是在陜縣的地盤上進行的。
三門峽大壩建成蓄水之后，陜縣老縣城一半沉入水中，不過在三門峽市湖濱區陜州風景區，仍保留著陜縣老縣城的諸多遺跡。從陜州故城東城門所在地往黃河邊走，能看到一座明代的陜州故城石牌坊，在其左手邊是始建于唐代的寶輪寺塔，而最具標志性的則是鐘鼓樓和甘棠苑。陜州風景區里正在建設三門峽市唯一一座五星級酒店，而東門外就是三門峽經濟開發區，這里有三門峽曾經的第一高樓。
在陜縣老縣城骨架上發展起來的三門峽市，其血肉仍與三門峽大壩相連。原來在三門峽鋁廠工作的龔樹英告訴記者，三門峽建市之初，工業布局圍繞中國水利水電第十一工程局展開，它承建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當時總部就駐在三門峽。
“水庫建成后，一批工業落地三門峽，中央的、省上的都有，都是國家安排的，甚至還有一些沿海的工業遷到這里。”隨著工程、產業而遷來的是一大批像龔樹英一家的移民。龔樹英家本來在漯河，1958年父親退伍轉業之后，被分配在陜縣一家國營企業，最終定居三門峽。這樣一批工業產業和移民在陜縣老縣城的基礎上發展成為一座新興的城市，從這個角度看，三門峽市似乎真的離不開三門峽大壩。
但三門峽市的官員并不認同這種說法。
“沒有三門峽水庫，對三門峽市影響不大。”河南省政協委員、三門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三門峽市科協主席馬仰峽認為，黃河不是三門峽市的利益所在，反而是一種負擔，需要治理。
讓馬仰峽惱火的是，上游不在自己身上找問題，而是經常指責三門峽，認為三門峽市是靠黃河發展。“這是只考慮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不是從全國一盤棋角度考慮。現在發生問題后很多政府部門不是想辦法解決問題，而是轉嫁問題。”
而上游指責三門峽市的時候，經常從工業用水、城市生活用水、灌溉等依靠三門峽水利樞紐這些方面舉例。“沒了三門峽水庫，三門峽市幾十萬人生存都是問題。”一位陜西省水利系統的官員這樣認為。
“即使降低三門峽大壩水位或者炸掉大壩，對三門峽市的水源供應影響不大。”馬仰峽告訴記者，三門峽的飲用水、工業、農業用水都不是直接從黃河取的。黃河水泥沙多、污染重，現在三門峽城市生活用水是從靈寶市衛家磨水庫引來的山泉水；工業生產也大部分是引水，而不是從黃河取水；農業灌溉大多不直接從黃河引，而是打井取地下水。
4. 背對黃河的發展
最近三門峽的發展也是在選擇背對黃河的方向。#p#副標題#e#
在三門峽建市之初，陜縣曾與之短暫合并，陜縣建制恢復之后，縣委、縣政府仍在三門峽市內，后來才搬到現在的縣政府所在地大營鎮。在三門峽土生土長的張建民告訴記者，陜縣政府搬出去之后，原來的一些機關、單位有的還留在三門峽市區，上面還掛著陜縣的牌子。這給人造成一種錯覺，雖然仍在三門峽市區，但周遭以陜縣命名的各種建筑及路標讓人以為出了市區到了陜縣。
盡管濱湖地區是三門峽市比較繁華的市區，但現在三門峽的發展則是向西南方向，背離黃河而發展。三門峽市規劃的新區建設不再像經濟開發區那樣靠近黃河，新的高鐵站三門峽南站就建在規劃中的新區里，這里暫時還是陜縣的轄區。
關于三門峽市政府希望搬遷的說法被很多人證實，三門峽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員也告訴記者，政府打算搬遷到西南方向靈寶市的大王鎮。三門峽市區北面、西北面被三門峽庫區包圍，市區處于丘陵地帶，發展空間有限。為市區西擴做準備，一批工業企業已經搬到西邊。三門峽河南中原黃金機械廠的趙女士告訴記者，三門峽車管所已經搬到三門峽西站，現在廠里也在考慮往西站附近搬遷。
這個人口至今只有40萬的城市，希望通過向西南發展擴展城市的發展空間，同時打算把靈寶市變為自己的一個區，從而擴充市區人口，并增強經濟實力。中國建設銀行(4.84,0.00,0.00%)三門峽分行公司業務部客戶經理宋艷麗告訴記者，靈寶那邊資源很豐富，也有很好的工業基礎，這位靈寶人認為這些可能對三門峽市有較大的吸引力。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三門峽市成為國家“小三線”建設的重點，先后建成一批大中型骨干企業，使三門峽形成以煤炭、冶金、紡織、機械、電力為主支柱行業的工業格局，這對三門峽市經濟發展乃至城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隨著社會發展，這些傳統的產業大都開始衰落。三門峽市發改委能源局王偉科長告訴記者，三門峽市的發展主要靠能源，但是三門峽的能源業在走下坡路，傳統的“黃黑白”發展模式無法繼續，“黃黑白”是指靈寶市的黃金、義馬的煤炭和陜縣的鋁礬土資源。
現在，三門峽的煤炭資源即將枯竭，曾經發展起來的一批小火電廠紛紛關閉。而由于周邊河流水位下降、斷流小水電也都關停了，只剩大唐這樣的大型電廠為保民生而支撐著。
至于三門峽大壩的發電效益，馬仰峽告訴記者，三門峽大壩低水位運行，年發電量只有12億~14億千瓦時，在三門峽市的電力行業中分量很輕，這只相當于大唐三門峽發電廠半個季度的發電量，王偉也向記者證實了這一點。
隨著為服務三門峽工程而布局的工業以及“小三線”建設布局的一大批工業產業的沒落，這座城市與三門峽水利樞紐的聯系在不斷弱化。
無論從三門峽市的水利發展、工業發展還是城市發展等各個方面來看，這座因三門峽大壩而興的城市無不在努力消除這座大壩帶給自己的影響。
在 2007年三門峽市的水利“十一五”規劃中，可以看到為了擺脫三門峽庫區影響，而做的打算。其中提到，三門峽市水利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首要的就是 “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和三門峽水庫降低水位運行，水資源供需矛盾將會更加突出”，“因三門峽水庫降低水位運行造成沿黃水利工程設施報廢或將面臨報廢”。
馬仰峽多次向記者強調，三門峽市的發展不是依靠黃河，而是依靠地區間的合作交流。三門峽市“十二五”發展的目標任務中提到，三門峽市要“為打造中原經濟區重要支撐、區域合作示范城市和豫晉陜黃河金三角區域中心城市奠定堅實基礎”。
三門峽市委書記楊樹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三門峽市的“三大戰略定位”就是建設中原經濟區重要支撐、區域合作示范城市、豫晉陜黃河金三角區域中心城市。
5. 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雖然三門峽市在努力擺脫大壩的影響，但是，因三門峽水庫蓄水而產生的巨大人工湖，給這里帶來不少發展的機會。
從三門峽市區到大壩，沿路隨處可見農家樂的大字招牌和廣告，讓這段起伏不平的山路多了一份熱鬧和生機。而三門峽大壩風景區更是依托大壩，成為人工與自然結合的國家3A級旅游風景區。臨近暑期，一些中學生三五成群來這里游玩，景區一家商店的老板告訴記者，最近來旅游的人不如平時多。
雖然三門峽市是一座工業城市，但是，“十一五”期間旅游業每年為全市GDP能做出7%以上的貢獻，而且尚有潛力可挖。
在三門峽市旅游“十二五”規劃中，大壩風景區是重點投資的旅游精品項目，排在28個建設項目之首，“十二五”計劃投資15億元，將這里打造成為5A級風景區。從這里到市區天鵝湖景區，是三門峽市重點打造的旅游“一核四區”中的核心——“三門峽市區旅游極核”，也是沿黃生態文化旅游經濟帶建設的重點。
天鵝湖景區也是因三門峽水庫而產生的，每年冬天這片濕地生態區都會吸引成千上萬只白天鵝從西伯利亞飛來棲息越冬。三門峽市因此被稱為“天鵝之城”，白天鵝成為這座城市的象征，在其政府網站的LOGO中就有一只飛翔的天鵝。可以想象，一旦三門峽水庫全年敞泄運行，或者炸掉大壩，這片天鵝湖將難以留存，這也是反對炸壩和降低水位的人經常拿來反駁的有力例證。
在以黃委會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名義發的《關于三門峽水庫運用方式的認識與建議》一文中提到，如果繼續降低水位運行，庫區多年來形成的生態平衡將被打破，濕地面積大幅減少將會影響天鵝湖。此外，低水位下新增灘地也會被開發成為耕地和居住點，一旦水庫投入防洪運用，這些返庫群眾的生命財產將遭受巨大損失。
除了三門峽大壩周邊的三門峽市、平陸縣和芮城縣，還有一家機構也被認為是因大壩而受益，這就是黃河水利委員會。
三門峽大壩二次改建之后，陸續加裝了5臺總裝機容量25萬千瓦的低水頭發電機組，上世紀90年代又加裝了2臺發電機組，總裝機容量達到41萬千瓦，年發電量12~14億千瓦時。
發電效益都到哪去了？這不得不提1983年成立的黃河水利委員會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1996年5月根據水利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單位要求，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整體改制成立的國有獨資公司——三門峽黃河明珠（集團）有限公司，主要負責三門峽和故縣兩座水利樞紐的管理和運行維護，承擔黃河防洪、防凌、灌溉、供水、調水調沙、發電等任務。
每年三門峽發電的收入約為兩億元，這是三門峽水利樞紐局主要的收入來源，這些收益主要歸黃委會并用于解決三門峽水利樞紐運行成本。在“以水保電，以電養水”的運用管理模式下，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1989年起嘗試汛期發電，突破了汛期不能發電的禁區。
當然，三門峽水利樞紐更大的受益者是下游地區。在三門峽大壩的防洪、防凌保障下，曾經飽受黃河泛濫之災的下游地區實現了半個世紀的安瀾。
6. 流域治理的困局
在陜西方面來看，下游享受了半個世紀的安瀾，而且還在不斷向黃河索取利益，而陜西省則是三門峽水利樞紐的最大受害者。陜西省一些官員和專家的看法是，小浪底水庫建成之后，三門峽水庫的防洪作用已經不太重要，而且多年來黃河上下建了很多大壩，這條河已經成為梯級河流，黃河下游的洪水威脅遠遠不如從前。因此，三門峽水庫應停止發電和蓄水，以利于減輕對渭河淤積的影響。而反對者認為，只有當小浪底、三門峽、故縣、陸渾四庫聯合調度時，黃河下游才能達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標準，三門峽水庫的重要地位不可動搖。
不過，渭河的淤積導致下游“小水大災”不斷，這一直威脅著華陰、華縣等三門峽庫區幾十萬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也困擾著渭南地區的發展。
由于工業產業不敢在這里投資、布局，渭南市在關中城市群的發展中一直拖后腿。而在西安，雖在關中-天水經濟區和建設第三個國際化大都市政策的刺激下這幾年快速發展，但渭河水災無法根除，始終是這個城市發展的潛在威脅。
記者就三門峽大壩的話題致電陜西省水利廳時，一位負責人表示，這一話題不便多說，因為說多了別人會認為陜西方面不顧大局。至于渭河水患問題，陜西省正在通過實行渭河全線綜合整治來尋求解決之道。
今年2月，總投資607億元的渭河陜西段綜合整治開始，計劃用5年時間治理好渭河。其重點在渭河下游的防治，疏通河道、加固堤防。對于渭河下游二華（華陰市、華縣）夾槽地區重點治理，根治十幾條南山支流在二華地區入渭不暢、形成懸河網的問題。
同時，為解決渭河泥沙淤積問題，計劃在渭河支流泥沙最多的涇河上建設東莊水庫，進行調水調沙，沖刷渭河河道，減輕淤積情況。此外，從漢江引水到渭河的“引漢濟渭”工程，除向關中地區城鎮、工農業供水之外，還將向渭河調水，配合東莊水庫進行聯合調水調沙。
不過，中國工程院院士、長安大學教授李佩成告訴記者，這樣做并不能根治渭河，要真正解決問題最終還是要從三門峽大壩入手。他認為，水利工程具有兩面性，對過去的水利建設，特別是重大的工程建設，要根據認識的提高和技術進步，重新研究評價。今年5月份，他在為黃委會培訓班所作的一次報告中，建議黃委會不但要從技術上，還要從理論上對三門峽工程重新進行總結。
要徹底解決三門峽大壩面臨的尷尬，需上下游各方冷靜思考，并坐下來研究如何解決。然而在記者采訪中，無論是上游還是下游談到這個問題都免不了情緒化。馬仰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反問道，為什么要再次挑起有關三門峽大壩爭議，上游為什么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整天指責三門峽，為什么不去指責山西。而陜西省一些官員談到渭河問題，恨不得要炸掉三門峽大壩。
作為流域管理機構，黃委會應該協調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三門峽大壩由于牽涉到黃委會的部分利益，再加上它坐落于河南省鄭州市，這一直被沿線省份私下指責為，在對待黃河治理問題中，存在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的傾向，由其出面協調的效用不得不打上折扣。
問題似乎就此陷入死結。但是,如果說，三門峽大壩建成后的改建和運用方式的調整是對以前錯誤的水利思想反思，現在它還需要在流域治理思路與策略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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